给大伙讲讲致使唐朝逐步走向衰败的“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并非是有意去哗众取宠，实则是大众在对安禄山乃至唐玄宗的认知方面，都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偏差。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安禄山常被视作“奸臣”一类的人物。人们觉得他是靠着对唐玄宗阿谀奉承，极尽拍马之能事，方才得以出任独当一面的节度使。而唐玄宗，在大众眼中则俨然是一个昏庸糊涂的老者，仿佛被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一帮所谓的“奸臣”肆意地玩弄于股掌之间，毫无还手之力，尽显昏聩之态。
然而，这样的认识着实太过脸谱化了，近乎于刻板印象一般。
【01、】
并非是李林甫因担心边将进入朝廷中枢担任宰相从而损害自身利益，进而在唐玄宗跟前进谗言，才致使唐玄宗重用胡将，唐玄宗重用安禄山另有其因。
唐玄宗对安禄山加以重用，其主要缘由大致可归结为两点。
首先，自唐高宗朝后期起，唐朝以往那种以“兵募与府兵为主”的作战模式，已愈发难以适应形势发展了。
唐朝在边境作战存在一种特别的方式，即主要依靠“兵募和府兵”来开展军事行动。简单来讲，当时唐朝边境并未设置常备军队。一旦面临作战需求，便会采取强制手段征召普通百姓入伍，此即为“兵募”。这里得注意一下，“兵募”可不同于募兵，它带有明显的强制征兵性质。与此同时，还会任用府兵制度下产生的勋官来担当这些临时招募百姓的军事统领。这些被征召的百姓经过一两个月的集中训练后，便会由朝廷中枢所派遣的大将，以“XX道行军大总管”的名号率领他们奔赴战场作战。
大战告终之后，那支庞大的军队旋即宣告解散。
在唐太宗以及唐高宗前期阶段，唐军不断展开开疆拓土之举。如此一来，于整个北部边境区域，唐朝的势力范围已然拓展至与吐蕃等草原国度近乎“紧密相邻”的态势。往昔那种如犁庭扫穴般的迅猛突击作战模式，逐渐演变成了无休无止的边境防御作战。毕竟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存在诸多限制，这使得唐军的扩张达到了极限，作战态势也随之由主动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
唐室的兵威，实则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出现了变化，到了高宗时期，便呈现出衰落的态势。曾经盛极一时、威震四方的唐室兵威，至此已不复往昔那般强盛，而是渐渐走向了下坡路，往昔那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赫赫军威，在高宗时代已难觅其踪迹，其军事上的影响力也随之大打折扣。
吕思勉先生随后对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以及唐玄宗这四位帝王展开了批评。在他看来，唐初之时边患问题并不严峻，然而李世民却热衷于“开疆拓土”，有好大喜功之嫌。唐高宗执政到中后期阶段，唐朝的国力与军力已然呈现出下滑的态势，可对于那些已然占据的地方，又因种种缘由不好意思舍弃，只能勉强维持。待至唐玄宗时期，草原上的各大势力纷纷与唐朝产生了边境方面的摩擦冲突，唐玄宗同样不舍得放弃既得之地，于是着重加强边兵部署，最终竟引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大祸乱。
吕思勉先生的看法颇具合理性。暂且不论唐朝是否应当舍弃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开疆拓土所取得的成果，单说兵制方面，实则原先的那套到了唐玄宗一朝，已然无法契合当时的实际状况了。毕竟，若要应对频繁发生的边境摩擦，势必要在边境的关键之处屯驻大量脱离生产的军队才行。
在唐朝所施行的动员体系当中，从经济层面来考量的话，征招那些原本就依附于唐朝，在边境地区生活的草原小部落的部落民，相较而言要比征招内地的农民更为划算一些。而这些被征招的草原小部落的部落民，是有着特定称谓的，他们被叫做“城傍”。
大家琢磨琢磨，到底是直接在玉门关当地征招士兵花费更少，还是从洛阳征招一批士兵，然后让他们长途跋涉前往玉门关去服役所耗费的资金更少？
唐朝时期，存在诸多归附于唐朝的草原小部落，这些部落中的不少士兵，实则大多来自那些小部落民。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压根就不会讲汉语。在此情形之下，像安禄山这般能够掌握多种语言的胡将，受到重用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在《城傍与大唐帝国》这部著作里，李锦绣先生明确指出，唐朝前期在开疆拓土的进程中，城傍堪称是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主力力量。
【02、】
唐玄宗时期，唐朝面临着诸多外部威胁，其中来自西北的吐蕃，堪称是当时最为棘手的一大忧患。在此形势之下，唐朝在战略布局上呈现出了“西重东轻”的态势。也就是说，唐朝将大量的兵力以及最为精锐的部队，都着重部署在了西北地区，目的便是为了全力应对吐蕃带来的威胁。而相对而言，对于地处东北方向的契丹、奚族，唐朝则尽量以守势相待。这便是唐玄宗重用安禄山的第二个原因所在。
早在开元二年之时，便有大臣向唐玄宗进言呈书，指出为了能在西北之地与吐蕃一争高下，关中地区的壮丁几乎都已被抽调得所剩无几了。
近来西北两方的敌寇屡屡侵犯边境，关中地区但凡身强体壮的男子，几乎都已被征调派往前线，此种情形之下，又怎适宜再去招募那些勇猛之士，将其远远派往那偏远荒僻之地。
若着眼于唐玄宗时期的“十节度”兵力配置状况，便会发现其中用于同吐蕃一较高下的四镇，其兵力总计可达26万之众。这一兵力数额在当时唐朝的机动兵力当中所占比例高达55%。相较而言，安禄山麾下的范阳（幽州）、平卢这两镇的兵力仅有12万人，在唐朝总兵力里所占的比重仅为26%。
倘若把剑南节度使所统领的3万多人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可用于和吐蕃一较高下的总兵力便达到了令人咋舌的30万之众。
在安禄山出任范阳节度使之前，唐朝北部边境是否处于安宁的状态？
开元年间，局势并非安宁平和。彼时，契丹与奚族屡屡兴兵入寇，给唐朝边境带来诸多纷扰。然而，当时的唐朝在应对契丹与奚族的侵扰方面，着实缺乏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面对此种困境，唐玄宗无奈之下，只得频频将公主下嫁于契丹与奚族，企图凭借和亲这一方式，来促使契丹与奚族停止入寇之举，以保边境安宁。
在唐朝时期，其公主与草原部落酋长联姻的情况颇为常见，据相关记载，整个唐朝有多达18位公主下嫁于草原部落的酋长。进一步细分来看，在唐玄宗当政的朝代里，就有9位公主有这样的联姻之举。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唐玄宗朝的9位联姻公主当中，竟有7位公主是嫁给了契丹与奚族的部落酋长。
自天宝三年安禄山出任范阳节度使起，唐玄宗便终止了与契丹以及奚族的和亲事宜。（需说明的是，天宝四年静乐公主与宜芳公主的下嫁安排乃是此前就已商议妥当的情况。）
自安禄山出任范阳节度使起，局势便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往时常进入唐朝河北地区肆意烧杀抢掠的契丹和奚族，在这之后情况截然不同。安禄山凭借范阳镇那九万一千人的部队，在天宝年间于东北地区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得契丹与奚族不断遭受重创，节节败退，根本无暇再像以往那般侵扰唐朝河北之地，反倒被安禄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而安禄山也借此在东北不断拓展着势力范围。
据唐朝相关史料记载，有一点颇为关键，那便是安禄山在河北的花销着实不多。安禄山出任范阳节度使一职后，经核算，范阳镇每年用以供养军队的费用，平均下来居然比剑南节度使养军所需费用还要低廉。
换种说法来讲，剑南镇有着三万多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一年用于养兵的花费，居然和那拥有九万多人的范阳镇相差无几。
安禄山之所以能获得唐玄宗的宠爱与重用，其根本缘由在于他能够以最少的花费去开展最多的战事，并且还能达成“开疆拓土”之效。
实则在天宝年间，唐玄宗所倚重的李林甫、杨国忠以及安禄山这三人，皆存在一个共通之处，即他们各自在某一领域堪称专家，且有着实实在在的“功绩”表现。
李林甫与杨国忠皆精于理财之道，据说杨国忠厉害到能够双手同时打算盘。而安禄山同样不容小觑，自其坐镇幽州之后，契丹与奚族便再也无法侵入唐朝河北的内地肆意劫掠了。
倘若不存在“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话，那么安禄山个人所创下的业绩，在十大节度使当中绝对能够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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